上周，中国的广播、电视和娱乐在线部门的成员被要求参加北京举行的主题为爱党爱国、倡导道德和艺术的研讨会。他们被要求放弃低俗、享乐主义、对金钱的崇拜和 "极端个人主义"。这些模糊的禁令是在中国多年来最严厉的文化打压下发出的。像赵薇这样的电影明星已经被神秘地封锁了记忆，她们的电影从流媒体平台上被完全删除，她们的名字也从电影信息网站上被抹掉。国家喉舌《人民日报》警告说，"一旦触及法律和道德的红线，你将到达表演艺术道路的终点线。" 如果说这条 "红线 "的确切性质还不清楚的话，另一篇社论则对这一问题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中国电影从现在起必须更加社会主义化。
美国偶像式的电视节目已被禁止；接下来的名单是未能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卡拉OK歌曲。这些举措是试图结束 "对西方文化的崇拜 "的一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暇顾及色情，因此，在电子商务网站举办的直播期间，禁止出售性玩具。在座谈会召开前一周，党将矛头指向了娘娘腔的男性电视明星这一具体问题。广电总局告知："坚决杜绝娘娘腔男人和其他不正常的审美"。几天后，在最近对中国儿童的视频游戏限制的基础上，腾讯和网易的游戏公司被命令削减鼓励女性化的内容。
所有这些大男子主义开始吸引担心自己的文化女性化的西方人钦佩的目光和赞许的声音，但是这些道德课是由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老师讲的。在共产主义中国，公民社会总是被扼杀在摇篮里。当我们向这样的政权寻求道德教训的时候，就是我们完全失去方向的时候。
党对所有这些性、流行音乐和娘娘腔的混乱的严厉替代是 "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名单上的第二和第三位表明北京对文化和对道德的理解。乔治·奥威尔早在战前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正如他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所说："几乎所有可以描述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东西都是乏味的、无趣的和糟糕的......每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和每一本值得阅读的书都在另一边......社会主义没有产生任何值得拥有的文学。"
中国文坛的悲惨状况证明了这一事实。当孙安娜（凯尼恩学院社会学和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分析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时，她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可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语言所感染，共产主义的行话和毛主义文学形式的笨拙杂乱。事实上，不仅仅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说这种语言，每个人都在说。
毛主义文学最初是为了代表无产阶级的真实声音而设计的，它是一种 "重复的、可预测的、粗俗的、大多没有审美价值的 "语言。孙安娜认为，今天最著名的中国小说家实际上都归功于他们的译者。他们所受的语言训练就像一个限制思想的陷阱，结果他们既不能以真正伟大的小说家所要求的精确性和真实性来思考和写作。有些人发现，要想摆脱这个陷阱，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完全放弃汉语，用英语写作。
当然，即使是苏联也有布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而且毫无疑问，艺术有时会在压迫的氛围中蓬勃发展。但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极权主义的冲动带到了比前辈更远的地方，远到其自然供应的伟大文学的声音从未被允许发展，而在革命前的中国，情况并非如此。孙安娜钦佩地引用了沈从文、汪曾祺、老舍、冰心、钱钟书、傅雷、张爱玲。在每一个案例中，作家的教育都发生在毛泽东接管之前，使他们在受到感染之前就能形成自己的声音。张爱玲（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甚至在共产党执政后参加了再教育课程，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她的写作仍然有太多的复杂性，太多的深度，太多的她自己的声音。由于无法降到他们的粗糙水平，她去了香港。
古典中国与毛主义文学的不相容 — 美与丑的不相容性，显示了党的梦想，迎来一种既 "传统 "又 "社会主义 "的新文化的无望。这两种文化倾向可能已经在中国不安地共存了几十年（还有西方的影响），但两者不可能愉快地结合。它们处于相反的两极，对其中一个的任何强调都会自动破坏另一个。最好的办法是放开缰绳，让中国文化有机地发展，这种情况以前只发生过一次。
虽然国家宣传将相对开放的前共产主义时期（1912-1949）描绘成一个混乱、社会软弱和普遍倒退的时期，但历史学家弗兰克·迪科特在《开放的时代》中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中国在毛之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中国不仅取得了政治上的进步，还享有比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文化多样性。在清朝长期受迫害的宗教运动获得了自由，在没有帝国和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上海崛起为亚洲的爵士乐圣地；其众多场所经常接待来自美国的顶级音乐家。
随着文化的解放，个人主义迅速兴起。迪科特指出，"各种社会背景的妇女从越来越多的衣着可能性中选择围巾、裙子、衬衫、长袍和紧身胸衣，用它们的组合往往具有惊人的原创性：连体长袍与围巾和外套的使用只是一个例子"。到1934年，在讨论公共交通的新发展时，英国旅行者彼得·弗莱明能够观察到。"与经营铁路相比，经营公共汽车服务不仅更容易，而且为个人主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因此更适合中国人的特点"[强调是我的]，中国人固有的集体主义性质到此为止。就在文化桎梏被解除的短短几年后，人类对个人自我表达的自然倾向已经确立。
然后是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的生命被突然吸走了。上海的咖啡馆和舞厅关闭了；南京路的赛马场被改造成了军营；口红和化妆品消失了。很快，所有的男人都剪了平头，所有的女人都留起了短发。每个人都穿着同样褪色的蓝色或灰色棉布。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雕像和寺庙被广泛拆除，古董被打碎，书籍被焚毁。今天不祥的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即将经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 "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的承诺是个坏兆头。
在上周的北京座谈会上，一位电影导演发表了谄媚的讲话，他说："我们的创作者有责任简单而不加修饰地完成每一部作品，并向观众无声地传递正能量。" 这种情绪与斯大林关于作家是灵魂工程师的精辟谚语不谋而合（□□□近年来呼应的话）。然而，事实是，创作者对他们的艺术有责任，而不是其他。不是对他们的观众，不是对 "正能量"，更不是对一些高尚国家决定的改善人民的概念。当然，艺术可以提升，但不是因为我们永远能够理解的原因。
至于处于另一端的卡拉OK和《美国偶像》模仿秀，我们可以想象中国文化不会遭受巨大损失。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将要从他们的生活中失去乐趣，这很重要。在小的和大的方面，□□□继续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强加他狭隘、紧绷和无趣的愿景。
撰文亚伦·萨林是一位住在谢菲尔德的自由作家，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民族国家体系、文化普遍性和全球治理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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