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三十暴君

雅典三十暴君（Thirty Tyrants，又称雅典三十僭主集团）是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后建立的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根据吕山德（Lysander，又译莱山德，斯巴达的将军）的要求，三十人集团组成专政政府，而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委员会。三十人集团的权力维持了八个月，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们的统治导致5%的雅典人口被屠杀，公民财产被没收，其他民主支持者被流放，由于他们残酷而压迫的手段，而被称为雅典三十暴君，其中两名主要成员是克里提亚斯和塞拉门尼斯。

在斯巴达的支持下，三十暴君于雅典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三十人关心的是修改刻在皇家柱廊旁边墙上的民主法律，甚至被抹去。三十人任命了一个500人的议会，行使以前属于全体公民的司法职能。 然而，并非所有雅典人的权利都被取消了。事实上，三十暴君挑选了3000名雅典男子 "共享政府"。这些亲手挑选出来的人有携带武器的权利，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有居住在城市范围内的权利，被挑选出来的3000人的名单不断被修改。 虽然对这3000人知之甚少，从来没有完整的记录，但有人推测，三十人任命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作为能找到的唯一忠于其政权的人。

在克里提亚斯的领导下，三十暴君主持了恐怖统治，他们处决、谋杀、流放了数百名雅典人，事后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后者在《雅典宪法》中）都有描述说，三十人未经审判就处决了1500人。克里提亚斯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由于他的残忍和不人道，他被称为 "第一个罗伯斯庇尔"。显然，他的目的是要结束民主，不计人的成本。三十人驱逐罪犯以及许多被他们认为对新政权 "不友好 "的普通公民，因为他们表示支持民主。他们的目标之一是自己人塞拉门尼斯，色诺芬描写他对克里提亚斯的过度暴力和不公正感到反感，试图反对他。克里蒂亚斯指责塞拉门尼斯有阴谋和叛国罪，然后强迫他喝下鸩酒。 许多富有的公民被处死，只是为了让寡头们可以没收他们的资产，然后将这些资产分给三十人及其支持者。 他们还雇佣了300名持鞭者来恐吓雅典公民。

虽然许多雅典人不喜欢新的政府形式，但三十人的政权并没有遭到太多的公开反对。一些支持民主的人选择了战斗，并被流放，其中包括雅典海军巨头、著名的民主政府支持者色拉西布洛斯。公元前403年推翻三十暴君的起义就是由色拉西布洛斯领导的一批流亡者策划的，克里提亚斯在雅典城门的战斗中被杀。

三十暴君的短暂统治被暴力和腐败所破坏。历史学家认为，三十人实施的暴力让雅典必然从民主制向寡头制过渡，然而，三十人的政权越是暴力，他们面临的反对声就越大。

反对派的增加最终导致色拉西布洛斯的起义军推翻了三十人的政权。革命结束后，雅典需要决定治理解放后的城邦的最佳方式，并对三十人暴君的暴行进行和解。决定对被选中的三千人中的多数成员实行大赦。

柏拉图在他的第七封信的开头部分，叙述了他青年时期三十暴君的统治。他解释说，革命之后，五十一个人成为新政府的统治者，其中三十人具体负责雅典的公共事务。五十一个人中有十个人要统治城市，十一个人被派去统治比雷埃夫斯。柏拉图印证了其他资料中发现的普遍共识：三十人的统治 "被许多人所唾弃"。三十人的统治使以前的民主制度与之相比就像一个黄金时代。柏拉图还有对苏格拉底与三十人之间情况的描述。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到了雅典逃过三十人恐怖统治的人之一吕西亚斯，吕西亚斯的弟弟波勒马丘斯成为三十暴君的牺牲品。

由于他们希望继续完全控制雅典，三十暴君试图流放或杀死任何形式上反对其政权的人。苏格拉底在这一时期一直留在城内，这使公众将他与三十暴君联系在一起，并可能导致他最终被判处死刑，特别是克里提亚斯曾是他的学生。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件事，三十人曾经命令他（和其他四人）将萨拉米斯的莱昂带到他们面前执行死刑，莱昂是一个以正义和耿直性格著称的人。其他四人听从，苏格拉底却拒绝了，他不想分担刽子手的罪责。然而，他并没有试图警告或拯救萨拉米斯的莱昂。苏格拉底不听话，可能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他声称寡头政治不久后的解散才救了他的命。

"当寡头政治上台后，三十人集团轮流把我和其他四个人召集到圆厅，并指示我们去把萨拉米斯的莱昂从他的家中带出来处决。当然，这只是他们发出这种指示的许多事例中的一次，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人牵连到他们的罪行中去。然而，在这一次，我不是用我的言语而是用我的行动表明，我对死亡的重视度为零（如果这是不为过的说法）；但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避免做任何不公正或不神圣的事情上。虽然强大，但那个政府并没有吓到我，让我做出一个错误的行动。当我们从圆厅出来时，其他四个人去萨拉米斯逮捕了莱昂，但我只是回家了"。

柏拉图在《第七封信》的后面，从自己的角度描述了三十人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动态。

"他们试图派我的一个朋友、年迈的苏格拉底(我几乎不屑于说他是当时最正直的人)与其他一些人一起，用武力把一个公民带走处死，以便无论他是否愿意，都能分担他们行为的罪责；但他不愿意服从他们，宁愿冒着一切后果的危险，也不愿成为他们不义之举的同伙"。

意大利历史学家卢西亚诺·坎弗拉推断，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色诺芬可能在三十人的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三十人骑兵的两位指挥官之一。事实上，色诺芬在他的《骑兵指挥官》一书中，只提到了其中的一位指挥官（总有两位），只是对他进行了斥责，而从未提及另一位指挥官。

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提到了苏格拉底与三十人（包括克里提亚斯）之间的一次争执性对抗。苏格拉底被传唤到这群人面前，并被命令不得对任何人进行指示或说话，于是苏格拉底讽刺地询问他是否将被允许在市场上购买食物，以此来嘲笑这个命令。色诺芬用这一情节既说明了苏格拉底自己对三十人屠杀雅典公民的批判，也说明了克里提亚斯和苏格拉底的关系在克里提亚斯获得权力时已经明显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