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法家学术思想也是海外汉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领域，本博早前已推出一篇斯坦福大学细致入微的长文，此篇将是一个短文叙述。表面看，法家思想活跃的时间并不长，随着秦亡汉兴，法家思想即与追随者一道步入历史的尘埃，似乎一去不复返。汉承秦制，虽经历过数次合久必分，但大一统、人心一统已是华夏帝国的潮流，而大一统往往与中央集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恰恰就是法家核心思想的体现。一门心思钻研法术势的先秦法家已坐实君权维护者的头衔，然而先秦的法家又以寄生兽的形式藏匿于另一学派儒家的躯壳里，让宿主打着性善的旗号，以性恶发号施令，继续对华夏之邦施加影响，儒家仿佛成了古代自由主义的代理人，历代的雄主却都是法家的继承者，也只有法家的继承者才能成为雄主，配得上雄主，让仁义礼智信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无疑，法家思想是有毒的，有毒往往很有效，无毒往往很无用，法家的另一核心思想人性恶的理论永远都不会过时，因此现代新法家所要继承的就是人性恶的理论，在不违背人性，这种人性恶又不会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为民主创造新的理论。
人类历史上每个文明中的最伟大思想辩论之一就是政府或国家在其公民生活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个问题通常依赖于另一个重要的本体辩论，也就是关于人性的辩论。那些认为人性本恶的人，通常主张国家在其公民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主张人性本善的人通常认为，国家在公民生活中的作用应该受到限制，以便让理性的个人发挥他们的潜力。本文评述从战国到汉朝建立期间的经济思想，以及它与人性的本体论问题的关系。本文将试图对孔孟和司马迁的儒家经济思想，以及商鞅、韩非和荀子的法家经济思想进行比较。虽然荀子是孔子的追随者，但本文认为荀子是一个偏离传统儒家思想的法家，因此他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和人性的论点与孔孟有很大不同。在战国时期，法家挑战儒家的固有假设以及统一王朝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结束了战国时代。法家学者认为，如果国家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积累财富，国家就会变得软弱无力。然而，国家的最终衰落是通过对个人的压迫而发生的，或者如孔子所主张的那样，通过违背自然的治理而发生的。这导致了汉儒经济学风格的回归，并由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加以扩展。
孔子认为，政府在公民生活中的作用应该是有限的。孔子对子贡说："政府的必要条件是有足够的食物、足够的军事装备和人民对其君主的信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因此，政府的作用是基本的，其目的主要是保护人民，同时允许个人根据自己固有的理性追求自己的目标。孔子反对国家对经济进行不必要的干预，也反对违背自然的治理。此外，孔子最伟大的追随者之一，孟子，通过讨论个人的理性，扩展了孔子的有限政府干预的理想。孟子说："人们有句常说的话，都称 '天下国家'。天下的根本是国，国的根本是家庭，家庭的根本是每个人。"（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因此，对孟子来说，个人是社会中与天有关的最重要的方面。此外，孟子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从他反对市场垄断的论述可以看出来。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
（在古代，市场是用自己的货物来换取缺少的货物，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然而，卑鄙之人总是寻找有利的位置，站在高处左右张望，以确保自己在市场上获得所有的利润。人们都认为他很卑鄙，因此他们向他征税，对商人的征税就是从卑鄙之人开始的。）
此外，在向齐宣王解释王政的概念时，孟子说："在关卡、市场等处只稽查而不征税" （关市讥而不征，《孟子·梁惠王下》）。因此，孟子主张对商人引进到市场上的货物免征税，并限制政府干预。孟子关于经济的著作是基于他对人性的看法，认为个人是理性的，有能力学习，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人性观。
孟子的结论对战国时期的学者，包括商鞅、韩非和荀子，都有很大的异议，这导致了法家思想的产生。荀子是孔子的另一个著名追随者，他不同意孟子对人性的评估。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他说："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们生来就有一种对利益的热爱。如果他们遵循这些倾向，他们就会互相争抢，迟疑或屈从就会死亡。"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荀子·性恶篇》）此外，荀子还说：
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篇》）
（孟子说过，人们的学习能力是他们本性善良的根据，我不赞成。他的说法表明他不知道什么是人性，也没有思考过什么是人性和什么是人为的区别。大凡本性，是天生的，是不可能学到和从事的......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不可能从事的东西，叫做本性；人身上可以学会、可以通过努力从事而做到的，叫做人为...... ）
认为人性本恶的观点导致人们认为，需要控制人性和由此产生的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产生法家学说的原因。法家利用国家作为控制人性的手段，防止人类追求自己的私利。 因此，就像孟子的经济政策是由他对个人理性的信念所决定的一样，法家的经济政策是由他们对个人非理性的信念所决定的，并且需要控制个人以管理不可避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商鞅对这一时期的法家经济思想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于公元前359-前338年期间在秦国担任高官。商鞅关于法家的著作成为荀子和韩非著作的基础。商君认为，"削弱人民 "是国家可以利用的一种手段，以维持社会的稳定。根据商鞅的说法，"如果人民生活在卑微之中，他们就会注重等级；如果他们软弱，他们就会敬仰官位；如果他们贫穷，他们就会重视奖励。"（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商君书·弱民》）此外，与孟子相反，商鞅认为市场垄断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这是因为他认为 "政令畅通则强，秩序混乱则弱。 "（治则强，乱则弱）法家学者韩非来自诸侯小国韩国，在秦王登基时为其提供建议。他认为，防止个人积累财富对维护国家秩序至关重要。来自《韩非子》的说法：
“夫明主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韩非子·五蠹》）
（一个开明的君主在管理他的国家时，要减少商人、工匠和其他靠四处游荡谋生的人的数量，并要让这些人被看不起......当一个坐着收税的人赚的钱是农民的两倍，享受的荣誉比耕作者或士兵还要多时，那么热心公益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商人和工匠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这些都是一个无序国家的习俗：学士们赞美先王，模仿他们的仁义，装出一副美丽的外表，说着优雅的话语，从而对现时的法律产生怀疑，使君主产生两面性。其言论者宣扬虚伪的计划，借用外邦的影响，促进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忘记了国家的社稷之福。）
韩非等法家学者惧怕商人，更重要的是惧怕财富的积累，因为它威胁到国家的权力。对于像商鞅和韩非这样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法家来说，国家被视为唯一能给一个无政府和混乱的世界带来稳定秩序的东西。因此，任何威胁到国家权力的事物都被视为对秩序和稳定的威胁。
荀子在法家学说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认为对人民和经济的控制是使国家自给自足的唯一途径。荀子主张采取让民众通过政府行使权力过上优厚生活的政策。对荀子来说，这意味着国家必须控制商品的使用，以确保其公民能够过上宽裕的生活；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保护人们不受自己的影响。究竟如何通过政府行使来让人民过上宽裕的生活？荀子说：
“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荀子·富国篇》）
(如果对耕地和外围地区轻徭薄赋，在边防站和市场统一征收赋税，保持统计记录以减少商人和交易商的数量，少启动繁重劳役，除淡季外不把农民从田里赶走，国家就会富裕起来。)
这再次强调了荀子在对商人征税问题上与孟子思想的偏差，这可以追溯到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看法的关键差异。如果人类是理性的，能够学习，那么就不需要担心商人的问题。然而，如果人类的本性是邪恶的，那么就有必要控制商人，以维持社会秩序，防止财富的积累。
荀子的学说对他的弟子李斯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斯后来成为秦始皇的谋臣。李斯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和建立秦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最终成为秦朝的丞相。作为丞相的李斯迅速实施了法家政策，其中包括高税收，以及可能是他最有名的政策，即焚书政策，其目的是控制社会中的思想。李斯和秦朝皇帝实施法家政策，引发暴政和恐惧，以控制民众并维持秩序。值得注意的是，秦国为了统一，对许多诸侯国家发动战争，巩固疆土；因此，在两个世纪的战国时代之后，保持稳定和秩序至关重要。 然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后，国家陷入混乱，汉朝继之而兴。 根据历史学家帕特里西亚·埃布雷和安妮·沃尔索尔的说法，"旨在将权力集中于君主手中的法家机构使稳定依赖于一个人的手腕和性格" 。
秦国的巩固和建立证明了法家经济政策的成功。商鞅、韩非和荀子等法家学说和著作对统一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统一之后，李斯和秦始皇不是管理无政府状态，而是制造混乱。汉代政论和思想家贾谊将秦朝不可避免的衰落归咎于秦二世以及法家的经济政策：
“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过秦论》）
（如果二世皇帝哪怕是一个平庸的统治者......如果他只是减少税收和规章以减轻压迫，削减了法律，并且在完成上述所有工作后，减轻惩罚，从而使天下的人能够改过自新，以便良好地生活，慎重行事......）
法家学者认为，如果国家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积累财富，国家就会变得软弱。然而，国家的最终衰落是通过对个人的压迫而发生的，或者如孔子所主张的那样，通过违背自然的治理而发生的。
公元前178年，汉代政治家晁错写了劝课农桑的文章，代表了对儒家经济思想的回归。晁错建议开明的君主 "鼓励人民从事农业和养蚕，减轻人头税和其他赋税，增加物资储备，填满粮仓，以备水旱之需。" 汉文帝批准了晁错的建议，粮食变得充足。 此外，儒家经济思想的恢复不仅体现在汉朝的政策上，也体现在学术著作中。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方面推进了孔孟的著作。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记·货殖列传》）
（社会显然必须先有农民才能吃饭；先有林农、渔民、矿工等才能利用自然资源；先有工匠才能有制成品；先有商人才能进行流通。但是，一旦有了这些，还需要什么政府指令、劳作动员或定期集会？每个人只需利用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的力量，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司马迁不仅赞成孔孟所主张的有限政府立场，而且还质疑政府在正式经济模式建立后是否应该有任何作用。司马迁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广泛参与经济活动，尤其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对司马迁来说，最好的政策是顺其自然，允许个人实现自己的自我利益，因为他们是理性的。
儒法之间关于人性和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四个世纪辩论，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的思想辩论，这种辩论始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自由主义者，很像儒家思想家，主张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有限的作用；而重商主义者，很像战国时期的法家，主张增加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确立保护主义和控制人性。有趣的是，这场持续的辩论并不是从亚当·斯密的著作开始的，而是从孔子逝后的《论语》开始的。这场思想辩论在战国时期转变为一场全面的思想战争，因为法家开始挑战儒家思想中固有的假设，以解释他们所处的无政府状态、混乱和不断的战争。法家的贡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他们的著作正是公元前221年统一的理论工具，从而结束了战国时代。此外，自由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的辩论，包括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希·利斯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著名人物，是战国时期直到汉朝的儒法之间发生的思想辩论的延伸。这表明，对历史的关键性理解和阅读，包括那些看似陌生的文明，对于理解当前的世界至关重要。
作者 ：康纳·佩塔
莱斯布里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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