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本为韩国宗室公子。
韩非著有综合前人方法的《韩非子》，常被认为是 "法家 "思想的集大成者，有时被拿来与意大利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相提并论，有研究者认为他的书无论在内容还是文笔上都优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据说蜀汉丞相诸葛亮要求皇帝刘禅读《韩非子》以学习治国之道。
秦朝灭亡后，法家哲学被随后的汉朝丑化。尽管韩非的政治理论和整个法家理念在华夏帝国历史上都处于被抛弃的地位，但它仍然深远地影响着此后的每一个朝代，即所谓外儒内法。
韩非借用商鞅强调法律、申不害强调行政手段、慎到强调权威和预言思想，强调统治者只要掌握了前人的方法：权位(势)、手段(术)、法律(法)，就能实现对国家的稳固控制。他强调刑名（对言论的实际结果负责）的概念，加上 "二柄"（惩罚和奖励）的制度，以及无为（不消耗）的重要性。
韩非是他的名字，而 "子 "是中国古代对成年男性的尊称，常被加在哲学家的名字上。韩非子也被用来代表他所写的书。
韩非的确切出生年月不详，但学者们认为是在公元前280年左右。
与当时其他著名的哲学家不同，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宗室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作品被一些学者解读为是针对他堂兄韩王的。司马迁的《史记》说，韩非与未来的秦国丞相李斯同在儒家学者荀子门下学习。据说，由于韩非口吃，不能在朝廷上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建议常常被忽视，但他的文笔是非常出色的。
韩非对现实感到沮丧：君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是努力完善和明确国家的法制，不是通过夺取权力来控制臣民，不是通过加强国家财产和国防，也不是通过加强国家来号召和招收贤才。
相反，君王雇佣腐败奸诈的人，让他们的地位高于智者。他认为知识分子用文是扰乱法律，认为游士用武违反国家的禁令。在国家和平的时候，君王喜欢光顾勋贵；而在需要的时候，他就雇佣带着盔甲的武士。于是，有修养的人不能被雇佣，被雇佣的人也不能被培养。他为臣民所拥护的现实感到痛心，他观察到了过去的得失变化。因此，他写了《孤奋》、《五蠹》、《内储说》、《说林》、《说难》等几篇论文，达十万字。然而，韩非本人深知劝学之难，并创作了详实的文字《说难》，但他最终还是自尽于秦国，他无法摆脱自己的文字陷阱。
他的作品最终落到了激动不已的秦王嬴政手中，嬴政评价说："如果能和这个人（韩非）交朋友，我就今生无憾了。"并邀请韩非到秦国宫廷。韩非呈上《存韩》一文，请求秦王不要攻打自己的家乡，但他的前朋友和竞争对手李斯嫉妒韩非，以韩非可能忠于韩国为由，利用这篇文章将韩非囚禁起来。韩非又写了一篇名为《初见秦》的文章，希望用自己的写作才华打动秦王，但在李斯逼迫他饮鸠自杀之前，由于口吃而再次被秦王轻视，后来秦王对韩非的死感到懊恼 。
荀子创立了人性本恶、无德的学说，因此提出必须通过面向社会阶级的儒家道德教育，使人达到德性的形态。荀子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人的行为就会无德，就会被自己的人性所引导，做出不道德的行为。韩非在战国时期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以及他自己的韩国经历，促成了他对非道德和利益驱动的行政管理哲学的综合，对这种管理来说，道德似乎是一种松散而低效的工具。韩非同意老师的 "性本恶 "理论，但与以往的法家哲学一样，切实地提出了以人自身的利益驱动性来引导人。
韩非之后的一些研究者认为，韩非知识渊博，论点犀利，逻辑严密，论据确凿，有大量切实的证据支持。韩非严谨的方法在社会腐朽的背景下是合适的。但也称，韩非的著作有三个缺点：第一，他的法家思想不适合专制统治，因为一个统治王朝迟早会变质。第二，由于专制君主制的固有局限性，韩非没有能够为他所指出的所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第三，韩非认为人类本质上是邪恶的，只追求名和利，这是错误的：有的人为了大局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包括韩非本人在内。
另有研究者认为《韩非子》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更胜一筹，并称韩非的思想在其时代是高度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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