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8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舉行兩年一度的中期選舉，結果共和黨出其不意地大勝民主黨，不僅四十年中第一次奪取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而且在州長的爭奪中70年來第一次占了多數；更為重要的是，以紐特‧金里奇為首的300多名共和黨人在選前提出的旨在「發動一場對克林頓政府的革命」的《美利堅契約》宣言，對羅斯福以來的美國政治而言是顛覆性的，正是從這一意義上，1994年的這場「政治地震」被稱「共和黨革命」。 對此，民主黨的一位官員艾爾‧弗羅姆事後曾不無哀傷地評論道：「這是一場地震，新政時代結束了。它（新政）對於民主黨人來說曾是一個偉大、光榮的時代。新政自由主義已被釘進了棺材。……正是這一意識形態培育了美國的中間階級，但是這一政策不再得到中產階級的支持。我們已經失去了他們。」 那麼，10多年來這場政治革命對美國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話題──10年的時間也許不長，但卻足以發生很多的事情。 福克斯記者梅傑‧加里特認為，《美利堅契約》時期的共和黨人之所以偉大，在於他們是一群注重理念而非暫時之政治得失，並且有決心將理念徹底付諸行動的人。 加里特甚至將他們所建立的遺產與古希臘、古羅馬和拜占庭帝國相比；他們不像別的政客，在競選時說的天花亂墜，一旦當選則馬上將誓言丟在腦後。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他們的推動下，《美利堅契約》中提出的10項議案迅速地被列入了新一屆（第104屆）國會頭100天的議程，並且在以後的日子裏堅持不懈，大多數都獲得了通過，成為正式的法案。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為了實現10項議案中的控制開支和平衡預算案，金里奇率領共和黨與民主黨展開了一場預算大戰，致使一些政府部門無法運轉、三度關門，雖然最終獲得了勝利，但金里奇的行為卻引起不少美國民眾的反感，為他以後的政治生涯造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加里特在他最近出版的《持久的革命：美利堅契約是如何繼續塑造這個國家的》一書中指出，正是在這樣一些人的不懈努力下，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日漸走向保守主義的趨勢才得以持續地鞏固，最終成為美國的主流政治氣候，為2004年布什和共和黨全面控制白宮与國會打下基礎。 加里特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利堅契約》時期的那一群共和黨人對共和黨的功勞是要超過布什的；由他們所主導的第104屆國會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屆國會，其歷史意義只有羅斯福時期推動了新政自由主義的國會和约翰逊時期推動了「偉大社會計畫」的國會差可相比──但考慮到後兩者的幕後都存在著一個強力總統的推動力，而與第104屆國會相應的卻是一個民意支持度非常高的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他甚至在兩年後的1996年獲得了連任），何者更為偉大則自可不言而喻了。 雖然從制度上說，美國的政權設計是三權分立的，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至少從晚近以來，與其他兩個分支相比作為行政分支的總統是更具強勢的；而在《美利堅契約》時期共和黨控制下的國會卻將此勢頭逆轉了過來，主導了很大部分的政治議程，促使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偏向於他們所主張的保守主義方向，這不能不歸功於他們。 《美利堅契約》中的10項議案，它們看似細微、瑣碎，卻實實在在反映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理念之爭：它們體現的是新時期共和黨對個人自由、經濟機會、有限政府、個人責任以及對本土和國外安全的關注；其中有的議案至今尚未真正徹底地實現。這10項議案是： 1、財政責任法案。法案要求在2000年以前平衡聯邦預算。這項法案的要害是，有一項禁止增稅條款。條款規定，只有在眾議院3/5的議員同意增稅，政府才能增稅。 2、恢復街道治安法案。這一法案的要害是加重對暴力罪行的懲罰，如規定增加新的強制性最低刑罰，使判死刑更為容易。 3、個人責任法案。性濫交一直是美國社會一大難題。法案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禁止向未成年母親提供福利，取消或者限制現行的各種福利計畫和補貼。 4、家庭鞏固法案。針對美國社會家庭破裂成風的現象，法案強調家庭在美國社會中的中心作用，強調對兒童的撫養和對老人的贍養。 5、重圓美國夢法案。這一法案的要害是對美國中產階級實行減稅。法案規定，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下的家庭每撫養一個孩子可減稅500美元。 6、恢復國家安全法案。這一法案在強調加強國防的同時，主張限制聯合國指揮美國軍隊，提出任何美國軍隊都不得劃歸聯合國指揮。 7、老年公民公平待遇法案。法案提出，要對老年公民實行減稅。克林頓政府規定，一個老年公民年收入超過3.4萬美元，或一對老年夫婦年收入超過4.4萬美元，必須支付所得稅。法案主張取消克林頓政府的這一規定。 8、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工資法案。這項法案的要害是將資本收益稅削減50％。 9、法律改革法案。法案主張實行「由敗訴者支付訴訟費用」。目的是減少大量的民事訴訟案件。 10、公民在立法機構任職法案。法案主張限制國會議員的任期，具體地來說，主張把眾議員的任期限為6年，參議員的任期限為12年。 加里特認為，通過這些議案，《美利堅契約》時期的共和黨根本地改變了美國公眾對稅收、國防、恐怖主義、福利制度、醫療保險、個人權利、教育、墮胎、槍支控制、犯罪等等全方位的問題的看法；雖然這個過程非常徹底，幾乎將美國人從頭到腳都改變了，但又是那麼地不為人察覺，以至於要等到多年後回首時，才突然意識到現在的美國已經和《契約》前的美國完全不同了。 這一改變並未結束，它還在繼續進行著；現在的美國的生活所接受更多的是他們，而不是克林頓或布什，它改變了克林頓的施政重心，同時為布什的上臺和執政鋪墊了知識和政治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2004年的政治版圖是早在1994年就已經確立了的。 當然，歷史的發展是否會像加里特書裏所述的單純由理念決定那麼簡單、那樣富有邏輯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在共和黨的得勢這一點上，目前就有著眾多的不同看法，有的認為是因為共和黨更有組織性、更有戰鬥精神，有的則認為與克林頓長期以來疲於應付持續不斷的訴訟案、甚至彈劾案等「副業」而顧不上自己的「主業」有關。何況，還有9·11事件，眾所周知，它對美國的影響之大，對共和黨的幫助之大是怎麼說也不為過的。 此外，對於那《美利堅契約》時期共和黨所取得的成績大小，不少專家和學者也有著分歧，比如在財政預算和減小政府規模問題上，就連一向被認為具有傳統共和黨理念的卡托研究所所長克蘭也認為，目前掌握政權的共和黨人與減少政府規模的目標相距遙遠。 克蘭說：「現在眾議院是由共和黨人控制的，參議院是共和黨人，總統也是共和黨人。可是在他們的監管下，政府規模擴大的速度是自從民主黨的约翰逊的災難性執政時期以來最快的。」 卡托研究所財政政策研究部主任愛德華茲則這樣說：「我認為最重要的經驗教訓是，美國歷史上這些所謂的革命，特別是試圖減小政府規模的舉動，通常都是一些暫時性的事件。我認為共和黨是一個矯正方向的政黨，而通常執掌政府運作的政黨仍然是民主黨。掌管稅收和政府開支是民主黨人的專長。但是，當政府運作方向出現重大偏差的時候，選民就把共和黨人選到政府裏來，矯正政府的運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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