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德国援华军事顾问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孙中山，名文，号逸仙，化名中山樵）的早期，也可以追溯到德国选派冯·法肯豪森、冯·塞克特、马克斯·鲍尔等一批资质优良的德国军事联络官来管理这个敏感的项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孙逸仙曾多次赴德。他很欣赏德国如何完成统一，其学术、经济和社会福利机构如何运作等。他时常认为德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可以应用于中国，以帮助中国发展并为其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重要之处在于，孙逸仙不是德国人，但他对德国的成就深表赞赏。许多有影响力的国民党官员，例如蒋介石和朱家骅博士，都表现了这种（亲德的）感觉。
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朱家骅博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冶金。1926年，他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的身份，与马克斯·鲍尔上校（曾在德军总参谋部最高陆军指挥埃里希·鲁登道夫的麾下，鲍尔是 "兴登堡计划 "的总设计师，该计划旨在将德国军队的需求与德国军需品供应商更好地结合起来）联系，希望他能到中国考察商业机会。1927年，鲍尔见到了蒋介石，鲍尔拥有出色的人际关系，两人很快成为朋友，蒋介石甚至提出让鲍尔担任他的军事顾问（职位已被接受）。
鲍尔审时度势，得出结论：可以调动德国的工业能力来重建中国经济。1928年，鲍尔回到德国，开始与德国工业家进行必要的接触，然而，他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结果。他在德国受到冷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后《凡尔赛条约》时代的德国来说，与任何外国在军事问题上的合作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烫手山芋。虽然鲍尔很努力，但最终，德国国防军并没有提供鲍尔所希望的所有对华支持。
不过，鲍尔在中国染上疾病去世之前，确实取得了两个重要的成功。他能够建立一个贸易部，帝国国防军谨慎地与在南京的德国秘密军事顾问团建立了更正式的工作关系。
回到中国后，鲍尔建议他现在非常亲密的朋友蒋介石执行他起草的《军队复员和重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是合理的，但没有被采纳。新一轮内战爆发了，因为在中国没有人能够就谁必须放弃什么以及谁将控制剩余的东西达成一致。
尽管遭遇了这一挫折，鲍尔和他的德国团队还是与蒋介石合作，在南京按照德国标准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中央军校从黄埔迁到南京，在那里配备了德国军事专家。一个重点是为中国新军建立新的军事指挥和通讯协议。
1929年5月6日，鲍尔遗憾地猝然离世，在中国举行了他的葬礼，葬礼的规模相当于国葬。
在这个时间段，德国航空企业也大力在中国建立业务。汉莎航空是整个东亚地区新航线的主要开拓商之一。一些德中航空公司也相继成立，如欧亚航空公司。早期使用的是容克公司的F-34，后来也有了容-52。这些公司还向中国派遣了一些德国军事人员，并根据需要帮助双向运送货物和物资。
在鲍尔去世后，赫尔曼·柯利伯尔中校接替其职位。众所周知，柯利伯尔在1918年11月11日向同盟国受降委员会发表了德国最后的声明——“我们将在20年后再次见到您。”
鲍尔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对未来如此巨大的希望，柯利伯尔部分地，非常迅速地取消了。简而言之，柯利伯尔是一个外交上的失败者，他缺乏人际沟通技巧，尤其是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虽然柯利伯尔很快就被替换了，但新上任的格奥尔格·魏泽尔也不是一个好的人选，因为他也缺乏所需的外交策略。
蒋介石要德国训练的军队去打军阀阎锡山、冯玉祥（蒋冯阎中原大战），魏泽尔没有做到。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魏泽尔不见踪影，国军吃了大亏。相反，在1937年第二次上海战役中，冯·法肯豪森和他的德国同事们身着中国军服，指挥中国军队直扑前线日军。这对中国人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使德国援华军事顾问团免于灾难的是任命汉斯·冯·塞克特为总顾问。虽然冯·塞克特在1928年正式从德国军队中退役，但他在德国国内外仍然拥有巨大的尊重和影响力。塞克特确实去了中国，而且他确实为中国人提供了许多他们正在寻求的德国军事援助。例如，塞克特认为蒋介石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打败□□□上（攘外必先安内），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南方诸省的各路军阀。然而，由于身体不适，冯·塞克特于1936年12月28日返回德国。
到1933年，德国援华顾问团已发展到50多人。它包括三个分支，一个分支负责行政、航空、经济、工业、警察和铁路发展问题，第二个分支负责总参谋部问题，第三个分支负责军事教育和培训。
1935年，工业产品开发贸易公司成立，目标是通过商业掩护将德国的军用物资输送给蒋介石。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德之间建立了更正式的军事训练计划。对华贸易中不仅有军服、枪支、弹药、德式坦克、装甲车等，还包括制造技术、铁路技术、军需设备、通信技术等。作为回报，中国向德国交付了一批战略原材料。值得关注的是，有两个德国消息来源称，德国还通过工业产品开发贸易公司向中国海军提供潜艇。
这里必须记住一个重要的问题。德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竞标中国合同和影响力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强烈关注中国的航空问题（即 "飞虎队"）；英国与中国海军合作，法国在广州建立了一所小型军事学校，等等。
1936年，希特勒派遣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参加德国在华军事任务。冯·塞克特和冯·法肯豪森都为中国的军事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当冯·塞克特在中国时，他更专注于为德国公司签订商业合同，而不是专注于军事方面的任务。冯·法肯豪森却恰恰相反，他的重点是准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德式战略和战术。作为一个简单的背景，1900年，冯·法肯豪森是第91奥登堡步兵团的一名年轻少尉，在义和团叛乱期间，他自愿加入德国远征军服役。1900-1914年，他是德国驻东京的武官。因此，冯·法肯豪森在担任新职务之前，对该地区有相当多的了解。当法肯豪森在1950年代庆祝他的75岁生日时，蒋介石给他寄来了一张12000美元的支票作为生日礼物。
1934年夏天，冯·法肯豪森抵达中国后不久，他就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如何最好地保卫中国的报告，这份报告有三个要点，即蒋介石可以击败四川的□□□人（或至少是遏制他们），可以抑制广东广西对中央政府采取的敌对行动，日本是现在的主要敌人。
此外，冯·法肯豪森还建议中国与日本打一场反击战，日本永远不可能指望赢得这种冲突。中国应该守住黄河防线，但在战争后期才进攻黄河以北。中国应该准备放弃包括山东在内的中国北方的一些地区，但撤退必须是缓慢的，日本应该为它的每一次进步付出代价。他还建议在中国进行一些防御工事建设，开采沿海、登陆和河道等地。法肯豪森还建议中国人在日本战线后方建立一些游击行动，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削弱已经受到军事挑战的日本。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在1933年10月至1934年11月参与围剿中国□□□军队的确切性质。许多人认为冯·塞克特是蒋介石对□□□军队进行第五次围剿时的关键战术顾问，然而，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如此。蒋介石对□□□的第五次围剿在冯·塞克特到达中国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了（冯·塞克特于1934年4月到达）。魏泽尔有可能在1933年末向蒋介石提供了一些战术规划。人们可以怀疑，真相可能在中间的某个地方，魏泽尔和冯·塞克特都完全有可能向蒋介石提供战略和战术上的贡献。
人们需要回顾，□□□还有一位德国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1900-1974，中国名李德，又名华夫，曾用名李特罗夫）。1934年10月，□□□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后，开始了长征。在长征期间，中国□□□军队大约9万人（部分由□□□率领），约一年后的1935年，只有7000多人到达陕西。1935年1月13日，□□□严厉批评了奥托·布劳恩的失败，并告诉他，蒋介石的德国人显然比他的德国人更好。这可能有点不公平，因为蒋介石的德国人有德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而□□□的德国人或多或少是由莫斯科部分支持的自由雇佣军。
截止到1936年，日本关东军的首要目标是避免风险。冯·法肯豪森向蒋介石建议，日本人一天不进攻，中国就可以多一天时间更好地防御和准备。由于冯·法肯豪森的战略和战术，1936年夏天，广东和广西都落入蒋介石之手，这是蒋介石的一次重要胜利。此外，柏林对日本没有进行军事干预以挽救这两个省的失败感到非常惊讶。
至1937年，日本开始对德国施加压力，德国在中国的顾问对日本的战争努力很不利。希特勒公开告诉日本人，他将缩减和结束德国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但在1937年8月16日，他命令德国在中国的军事援助按计划继续进行。
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事件很快就会叫停德国在中国的计划。1938年2月4日，德国被置于一个位置，即在外交上承认满洲国。日本人加大了在柏林的游说力度，增加了他们在中国的反德支持。1938年4月28日，戈林正式叫停了德国通过工业产品开发贸易公司对中国的军事出口运输，不管合同义务如何。到1938年夏天，大部分在华德国军事顾问被召回德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此时，中国一直是德国钨金属的主要来源。当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开中国时，日本承诺继续提供所需的金属，但从未交货。1943年，施佩尔评论说，要么德国找到这种重要金属的替代来源，要么现在就放弃。德国现有的钨库存只能用于两种用途，帮助制造工业制造所需的夹具和工具，或者用于武器本身，甚至希特勒也看到了正确的决定。
在德国驻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最后几年，达成了一项协议，德国有义务在1937/1938年之前训练20个步兵师；在1940年初训练整个中国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然而，到1937年日本入侵时，德国人只训练了8个师。在这些受训的师中，有第83、87、88步兵师。据称，蒋介石最喜欢的是第83师。
1933年，中国军队由（根据德国资料）134个步兵师、9个骑兵师、17个骑兵旅、36个步兵旅、5个炮兵旅、20个炮兵团、600架飞机（大约）、一些铁道炮兵、有限的装甲部队、一支小型海军组成，共计3700万主力部队和60万省级部队。
《原野灰：德军历史研究》（Feldgrau：German military histo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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