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
我们很难同情这个标题人物，也很难站在嘲笑孔乙己的人群一边，孔乙己被塑造得与中国多数文人的特征与气质大体相符，就像作家本人一样，是他的影子，也许我们需要以不走寻常路的方式来阅读鲁迅。重要的不是鲁迅对他创造的反英雄人物的立场，而是他当时的感受，他是一个自怨自艾的人，有着自惭形秽的情绪，希望通过创造性的写作来清除他的这些消极情绪，因此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孔乙己，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既支持又反对孔乙己所代表的教育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孔乙己就像鲁迅，无法摆脱自己的文化背景，作为一个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他无法调和中国与社会变革。鲁迅永远不可能支持一个又去反对另一个，作为读者，通过孔乙己可以感受到鲁迅的痛苦和对现代性的深深焦虑。
我们需要看到这种矛盾的感觉，体会鲁迅在中国所经历的心理。作者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但又拒绝赋予他使人喜欢的品质。批判的视角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实现的，这个12岁的男孩从不喜欢孔乙己，也不认真对待他。这说明作家的自我意识有抵触（人格分裂？）也表明他对社会的看法，即传统价值观越来越不重要。故事涉及作者所属的士大夫阶层、民族特性以及精神文化被物质文化取代的绝望等一系列问题。
孔乙己渴望成为一名穿长袍的文化人，以区别于穿破衣烂衫的劳动者。但他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公职，而是靠为他人抄写文章的微薄报酬生活。尽管孔乙己努力保持他的自我形象，作为一个有学问和有修养的人，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很受尊重和敬仰的，但他被别人蔑视和不断取笑，认为他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甚至包括不识字的人。他们以他的贫穷为乐，一个人的身躯不能穿着那些学究的袍子在亭台楼阁里坐下来静心喝酒。更糟糕的是，他在偷窃别人的东西被发现后经常遭到毒打；他遭受的屈辱和有失人格的地位表明，鲁迅看到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梦想着有朝一日通过传统教育成为名人。孔乙己一再自命不凡地提及古典语言，炫耀他对古典文学的一知半解，但在那些视他为失败者和小偷的人看来，却得不到任何尊重，酒铺老板也不大愿意让他赊酒。
孔乙己的生活方式，如果可以称之为生活方式的话，也是一种假象，表明中国文人阶层的特性或地位是有问题的，他们本应是国家的重要支柱和良心，他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真正的绅士和学者，但无济于事；他愿意和孩子们分享他的开胃菜，只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什么，而不是因为他要对他们说什么。这个故事对鲁镇的道德特征提出了质疑，所有嘲笑和蔑视他的人都代表了这一点，使他难以或不可能承担起受教育者的角色。然而，即使他沦为街头流浪者和社会的零头，孔乙己仍然生活在自我否定中，完全无法管理自己的日常生存。他告诉大家，他的腿是因摔倒而折断的，实际上是被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抓到他偷东西时打断的。
对孔乙己身边所有人的描写，表达了作家对中国没有任何仁慈和同情心的社会的总体看法。人们喜欢嘲弄孔乙己，并以他的个人失败和挫折为乐。男孩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听到了酒馆顾客取笑孔乙己时的笑声，而酒馆里的人仍记得他的唯一原因是他还欠着钱。鲁迅显然不是在讲述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在展示冷漠、残酷、虚伪和自私，强调了他的社会运作方式和对人的整体吞噬，这也是作家对中国社会弊病的预言，是这个国家的末日。这个反英雄也是对 "内圣外王 "这一思想的模仿。"内圣外王 "出自道家典籍《庄子》，当人们试图解释在传统中国接受教育的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时，经常会提到这句话。人们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因为在中国有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主张积极对待世界的儒家来说，内在的圣人意味着自我道德修养，而外在的王者风范则意味着有能力实践自己的道德原则，实现政治变革，治理国家。然而，强调天人合一的道家，内心的圣人帮助一个人超越或清空他的世俗欲望，如野心和贪婪，而他在世界上的王者存在意味着他的修道生活方式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这句话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个性关键，他认为自己是历史或自然的代理人。这种有修养的人格最终崩溃了，解体为孔乙己、阿Q和狂人。
《狂人日记》
从结构上看，《狂人日记》以白话文写成，由日记作者的一位友人文言作序。古典小说的作家习惯和传统上都是通过提供一些关于其故事的起源和真实性、其道德、或其历史文化背景的说明来构筑他的故事并建立他作为一个讲故事者的权威。这样做消除了作家与他即将讲述的内容之间的任何个人联系，这个故事用一个狂人的日记写成，日记显示了迫害妄想症的依据，这是一种精神障碍和错乱的形式。这个医学术语还援引了科学的权威性，鲁迅的虚构人物退缩到科学的背后，以进一步将自己与实际上作为智慧模式或传统道德的癫狂联系起来。因此，这个癫狂到认为自己被吃人族伤害和吞噬的狂人，实际上比一开始对读者说话的那位友人更接近鲁迅。
鲁迅与狂人的默契只存在于他们对儒家道德的看法上，这个结论是鲁迅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以及狂人通过系统的反传统主义得出的，因为他的状况和精神错乱是可以通过他在日记中的思维模式得到医学证明的，五四思想启蒙和精神错乱的关系揭示了现代思想的状况。思想和观念会使思想家陷入狂人的行列，鲁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作家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困境。尽管狂人怀疑他的亲戚是吃人族的过程被证明是病态和不合逻辑的，但他的迫害妄想症使他超越了中国规范的道德思维的限制，并创造了批判的空间，读者被邀请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思考儒家传统，读者可以嘲笑狂人，也可以提供狂人的病态幻想中所没有的真实内容。
狂人试图将儒家思想控诉为一种吃人的形式，但这并不一定能免除道德哲学的罪责。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推理是有缺陷的，但他的癫狂也引入了其他非常规的观点，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在故事的背景下，关于他自己即将毁灭的日记，包括他真诚地请求 "救救孩子"，完全是无稽之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绝望和厄运感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在儒家美德与道德得到延续时，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会感到精神窒息或死亡。
当绝望被普遍接受为一种永久的生活状态时，像狂人那样又踢又叫，即使不是完全疯了，也肯定标志着他是奇怪的。但实际上，这种保守文化的理智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真正令人绝望的原因是，正如我们被告知的那样，"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在象征性的层面上，狂人的康复只能意味着对任何批判意识的拯救，或者对新思想和革命观念的灭绝，以及对中国的需要。
目前还不清楚鲁迅是为了理智还是癫狂。在这种情况下，癫狂也是一种智慧的模式，因为它使狂人能够批判儒家道德是一种吞噬个人的吃人方式。但这种对人类社会的看法无法维持下去，他，这个狂人，不得不恢复理智，因为他也回到了某个位置。但是，如果仁义道德只是 "吃人 "的另一个名称，那么这种由官方（和儒家）职位代表的理智是值得怀疑的。鲁迅还通过狂人表达了自己的精神痛苦，因为自己的思想启蒙而与同胞疏远，在这个意义上，狂人也是作家的影子，就像孔乙己一样，中国的文化身份正是在这些悲剧性的人物或反英雄身上瓦解的。
《阿Q正传》
《阿Q正传》这个故事是为了讽刺作家所认为的陈旧意识模式，同时也是对辛亥革命的悲哀评论，在鲁迅眼中，辛亥革命的成就微乎其微。在未庄发生的事情是中国危机的缩影，阿Q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和态度不再起作用，在这里，一个全新的理性社会秩序没有出现，而是通过原始而残酷的祭祀仪式来确保和平。阿Q是一个民族的自画像，也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中国人发现自己被虚假的自豪感所折磨，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精神胜利法）。他代表了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再相关的陈旧思想和价值观，他被当作庄里的牺牲品而被处决，而未庄是一个生物链网络，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和加害者。他在恶霸面前是懦弱的，但在像小尼姑这样的弱者面前却很顽强。对他和中国民众来说，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革命不过是一个揉捏富人、报复或算旧账的机会；这种封建和愚昧的态度并没有使他有资格成为革命者，而只是标志着他可能成为危机中的替罪羊，通过它来恢复社会秩序。
最后的处决重现了鲁迅在日本（1902-09年）看到的斩首幻灯场景，一名中国的俄国间谍被日本人杀死，而其他中国人在一旁观看，对同胞的痛苦和死亡漠不关心。据鲁迅说，正是因为那个幻灯场景中每个中国人所表现出的令人心寒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使他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想成为一名作家，因为 "如果一个民族只能作为同胞被处决的旁观者，那么强健的身体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通过文学创作，鲁迅希望唤醒中国的精神和良知，这也是阿Q最后的顿悟，他看着自己被同村人杀害，看起来像一群狼在等着吞噬他。
这个故事也显示了鲁迅对革命的矛盾心理和悲观情绪。"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
阿Q听到革命这个词，就想参加革命，因为正如他的梦所显示的那样，革命能使他报复所有人。在他关于自己是革命者的梦中，他幻想得到他想要的女人，杀死他不喜欢的人，毁掉不属于他的一切，他的态度是鲁迅对中国人不能取得真正社会进步的典型预言。
鲁迅的悲观主义与他对所谓 "国民劣根性 "的总体评价有关。在日本学习期间，他饶有兴趣地阅读了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一本书，共24章，每一章都是关于一个中国人的特征，如 "脸面"、"简朴"、"市侩 "等等。 这本书成为他讽刺的潜台词。阿Q的否认或自欺欺人或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安慰剂，只会让人感觉良好，对为了生存而进行必要的改变感到麻木。
《肥皂》
《肥皂》的故事在情节上平淡无奇，除了中心人物四铭为他的妻子买了一块肥皂外，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乞丐，他不赞成社会变革，他对女性美德的感慨，以及他的妻子为那块肥皂与他争吵，所有这些事件似乎都缺乏连贯性。几乎可以说，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失败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他对自己太当真了。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将肥皂理解为中国社会中通常不为人知的东西的隐喻来解读这个故事。例如，将其视为被压抑的性欲的象征或替代物，将其情感和道德观视为鲁迅所讽刺的虚伪。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肥皂》解释为试图对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进行病理或心理分析，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朴素的道德不过是自我鞭笞的练习，四铭揭示了高尚道德的解剖和变态，是一种虚伪的形式。
妻子说四铭不是为她买的肥皂，而是为他视为女性美德典范的年轻乞丐买的。她泄露了丈夫性幻想的秘密，记得在年轻女子为她祖母乞讨食物的现场，一群年轻的小混混说，用一块肥皂给这个女孩洗澡并擦洗干净会很有趣。从他谈论这个女孩的方式来看（他对那些不给她钱并把她当作性对象的人的道德愤慨），妻子推断他买肥皂时考虑到了这个女孩。他自己承认，他没有给那个年轻的女乞丐钱，尽管他当时似乎被她的行为所感动，他因为这个小事所做的是为他的妻子买了一块肥皂，那是因为其中一个小混混的淫荡言论。
因此，与这块肥皂有关的想法揭示了中国男人（尤其是像四铭这样的伪道学）对女性的看法，当她们衣冠不整时，他们要么被视为社会弊病的根源，要么在她们为拯救家庭长辈的生命而乞讨食物时被视为女性美德的典范。四铭在与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交谈时，大肆宣扬需要赞美那个乞讨拯救祖母的女孩，因为她的行为代表了儒家的孝道。他甚至无意中疏远了他的一个同事，说那些不愿意对女孩施舍的人坏话。但他对这个女孩的兴趣与那些被他称为 "下等人 "的人并无二致，后者将19岁的街头乞讨女孩情色和性化。肥皂是他被压抑的性欲象征，这种性欲以高尚的道德形式升华，他将女乞丐理想和道德化，他的一再否认只证实了妻子的直觉和对丈夫淫欲的怀疑，这就是为什么她用肥皂卖力地清洗自己以吸引他注意。
这个故事显示了对儒家（男性）道德的剖析，它是一种不道德的形式，以所有错误的理由赞美和谴责妇女。如果四铭像那群流氓和小混混建议的那样，利用一个一无所有的19岁女孩，他可能就不会对留短发的女孩说更多的狠话，也不会对女乞丐进行高度赞扬。一无所有的女人在他心中引起的不仅仅是同情或道德上的愤慨，还有一种变态的快乐，受过教育的女人三三两两地在街上自由行走，留着短发，这比土匪更让他害怕。这些十几岁的女孩，无论是女大学生还是乞丐，都是他所渴望的女人，但他除了对她们进行道德评判外，什么都做不了，用肥皂擦洗她们是次要的，或者说是替代物。总之，肥皂揭示了高尚道德与性压抑之间的联系，有意识的态度与无意识的欲望之间的联系。
《肥皂》似乎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质疑传统道德的，特别是当涉及到女性的美德时，要求女性要有孝道。这是通过四铭来完成的，四铭是一位家长，他的道德观似乎很符合人们的期望，他赞扬了女乞丐，批评了女大学生。这种严格的道德观是任何儒家绅士都应该具备的，他对女乞丐和年轻大学生的言论似乎是有道理、适当、甚至是高尚的。但肥皂揭示了这种儒家的高尚情操实际上是男性性压抑的结果。四铭给妻子买的那块肥皂，在性幻想（无意识的内容，或称本体）和高尚道德（理性和有意识的价值观和态度，或称超级自我）之间建立了联系。四铭相当无意识地透露，他（既定的秩序，或象征性的男性秩序）更喜欢女人，如果她们像女乞丐一样无力。他对那些他无法控制的自由女性感到道德上的愤怒，比如那些三三两两在街上游荡的女大学生，他把她们比作恶毒妇。当他的妻子看到他的道德修辞和他的性幻想之间的联系时，她意识到了高级文化的真正性质，它的进步是以牺牲人的本能和性意识为代价的。在这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经典案例中，鲁迅揭露了儒家道德和人文主义的虚伪性，他对儒家传统吃人的立场和控诉是以这种（弗洛伊德式）文化批判为前提的。
这表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程度，以及新理想和旧传统之间的冲突或不相容的程度。通过写这个故事，鲁迅似乎在揭穿并故意让传统道德破产，因为它是虚伪、压抑和不合理的。
Comments